翻译技巧：文化翻译与翻译文化

翻译技巧：文化翻译与翻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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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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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技巧：文化翻译与翻译文化

英国作家吉卜林曾说：“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二者永不相遇。”如今，东西方不仅相遇了，而且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深，东西方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日益频繁。翻译在其中担当了重要的文化沟通作用。稍稍驻足打量一下我们的当代生活，从国际化视野的形成到生活方式的转变，从国外讯息的及时传播到书刊的翻译出版，从商务谈判到商品标牌译名，从外文影片的字幕翻译到日常生活的外来语，翻译无所不在。
　　当代译学研究的发展，加深了人们对翻译的认识。翻译并非仅是两种语言文字的转换，其背后潜含着两种文化的遇合际会、冲突协商。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四次外来文化翻译高潮，即汉唐时期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近现代的西学翻译和20世纪80年代后出现的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翻译活动。这四次翻译高潮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影响自不待言。从翻译的选择、翻译的策略以及翻译的影响可以看出，翻译是异质文化间交流汇通的变压器，更是本土文化更新的驱动器。翻译，印刻了文化碰撞、冲突、协商、吸纳的轨迹，记录了中外文化相激相荡的悠远回响，见证了一代代志士仁人冲破封闭文化圈、担当民族伟大复兴重任的艰苦努力，蕴涵了一代代译者的人文情怀，寄托了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向中国的文化宏愿。
　　翻译与文化紧密相关。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的文化特性以及翻译的文化作用，构成“文化翻译”研究的重要内容。文化翻译，从翻译角度涉及异质文化间沟通的可能性，关注文本层面的文化内涵以及典故、习俗、习语等文化专有项的翻译问题，考察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翻译的制约和影响以及翻译对本土文化所产生的影响作用，等等。
　　语言的文化特性、文化的独特性以及翻译活动的文化性质，决定了翻译不可能是透明的，无法做到绝对忠实的翻译。翻译总是会受到译者所处的特定时代文化语境中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也正因有这些影响和制约，翻译过来的文化已不再是纯粹意义上的外来文化，而总是会打上译入语文化的印迹。即如上文提到的四次大规模的外来文化输入，并非简单、直接的文化移植，而都是处在中国文化主体意识的统摄之下，经过了中国特定时代文化的过滤、选择和加工改造，而形成了具有文化主体间性性质的“翻译文化”。
　　这里提出的“翻译文化”（translated culture）概念，指的是经由翻译而为译入语带来的新的文化元素。这种翻译过来的文化，之所以不再是原本的外来文化，是因为翻译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附加了中国化改造的成分，渗入了译入语特定时代的文化意蕴。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在翻译中碰撞、冲突、对话、协商，而生成一种具有新质意义的新型文化样态，其融入到本土多元文化系统中，成为其一个组成部分。
　　“翻译文化”研究关注的是翻译所带来的两种文化碰撞、交融后产生的文化新质，是从译入语文化角度考察新思想、新观念、新话语、新词汇的本土化阐释、挪用、加工、改造，而进入本土文化话语系统。如中国的佛教文化，就是中国翻译史上最为典型的翻译文化事例。佛教从东汉永平十年（公元67年）正式传入中国，逐渐与中国本土的道家和儒家文化相融合，其后不断演变和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
　　中国20世纪更是翻译文化兴盛的世纪，从清末民初的进化论学说，到20世纪80年代的存在主义、异化观念；从五四时期的科学、民主理念，到当代的“现代性”概念；从清末的“来是‘康姆’（come）去是‘谷’（go）”式的洋泾浜英语，到五四时期的“德谟克拉西”、“赛因思”、“普罗”等外来新概念的音译，再到今天白领、超市、克隆、因特网等词汇，翻译既参与又见证了中国社会各个层面文化新质的生成过程。
　　翻译文化与我们息息相关，成为我们日常物质和文化消费的一部分，而化入了我们生命体验之中。日常生活中的外来语，是最直接、最能为人所感知体会的翻译文化。如果说“葡萄”、“菠菜”、“铁路”、“沙发”、“咖啡”、“俱乐部”、“啤酒”、“吉他”、“巧克力”、“歇斯底里”、“蜜月”、“幽默”、“逻辑”、“模特”等词汇，早已在日常生活中普遍使用，人们习焉不察其外来渊源，那么时下生活中的外来新词汇，则让人充分感受到翻译文化的无所不在。从意识形态、文化观念层面的“乌托邦”（Utopia）、“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异化”（alienation）、“意识流”（stream of consciousness）、“白领”（white collar）、“脱口秀”（talk show）等新词汇，到“必胜客”（Pizza Hut）、“星巴克”（Starbucks）、“可口可乐”（Coca Cola）、“百事可乐”（Pepsi Cola）、“乐口福”（Lacove）等饮食文化外来语；从“奔驰”（Benz）、“宝马”（BMW）、“万事得”（Mazda）、“捷安特”（Giant）、“美利达”（Merida）等交通工具，到“诗芬”（Sifone）、“雅倩”（Arche）、“海飞丝”（head-shoulders）、“百爱神”（Poison）、“舒肤佳”（Safeguard）等洗浴化妆用品用语；从“格力”（Gree）、“康佳”（Konka）等家用电器，到“家乐福”（Carrefour）、“宜家”（Ikea）、“格林豪泰”（Green Hotel）等商店旅馆译名，不一而足。这些日常流行的译名，无论是音译、意译，还是音兼意合译，都充分发挥中文译名能指内涵的文化寓意和联想意，体现了一个时代的文化特征、生活方式和审美心理。如果说“诗芬”、“雅倩”等译名富有中国传统美学的联想意义，那么“格林豪泰”、“宝马”、“万事得”、“高尔夫”等，则透露出这个时代求富、炫富的消费欲望和大众文化心理。
　　当代中国层出不穷、新颖别致的外来语词汇，只是经由翻译体现的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现象的具体而微的例证。随着全球化的进程日益加深，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交往的日益频繁，翻译文化中的中外文化杂糅与融通现象也将越来越普遍。
　　翻译文化为我们反思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现代性的追求，提供了丰富而鲜活的思想材料，我们不仅可以从中考察中外文化碰撞、协商、对话、选择性接受过程中的诸种复杂性，更能帮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全球化语境中中国当代文化的内涵和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