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过：没有翻译，就没有世界文学。这话听起来有些夸张，但从某个角度看，确实有些道理。

中国文学作为世界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一个客观的存在。然而，中国文学若不经过汉学家、翻译家的努力，那么它作为世界文学的构成部分就很难实现。如同一件商品肯定是有价值的，但这件商品如果不与购买者发生联系，商品的价值就难以实现。

这两年，围绕翻译问题，有很多争论，有各种说法。有争论是件好事，争论得越热闹，越能促进一件事情的进步与发展。

翻译是技术问题，也是学术问题，更是情感问题。要把中国文学准确地、传神地翻译成外文，应该不断加深翻译家与中国作家之间的了解，也要加深翻译家同行间的了解。

关于翻译的争论，很多是技术问题，它的根本问题是学术问题。翻译的基本原则还是“信、达、雅”。有人说翻译家是“暴徒”，或是“叛徒”，我认为翻译家要做“信徒”。“信徒”符合翻译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准确，可信。

另一个争论是翻译家在翻译过程中是否需要投入情感的问题。有一些汉学家认为应该是“零度翻译”“零度情感”，把翻译当做纯粹的技术工作。而当翻译家被一部作品深深地打动，作品中的人物命运引发他内心深处情感的强烈共鸣，那么此时他的翻译就是带着情感的翻译。我还是倾向于后者。翻译家如果真的喜欢一部作品，就必定会与作家的情感建立某种共鸣，与书中人物的情感建立共鸣。这种情况下的翻译必然是情感投入的翻译，在文学翻译中，完全的技术翻译其实并不存在。

翻译中的情感投入，应该取得与作家情感的一致性，取得与作品中人物情感的一致性，这样做的难点在于社会文化背景与语言的差别所导致的误读。作为读者，在阅读作品时有可能会有误读，即便是中国读者阅读中国作家的作品也会出现误读。作家希望传达一种意象，而读者可能品出另一种味道。误读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也是语言的魅力。我们希望翻译家在翻译时与作家的情感保持一致，即便有误读也没有关系，有时误读也是美丽的。当然，我认同翻译家应该投入感情，而这是以准确为前提的。

我非常感谢翻译家的工作。没有翻译家，中国文学作为世界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很难实现。然而，作为作家，写作的出发点是明确的。我首先是为中国读者写作，甚至有些作家认为，我就是为自己而写作，这都是可以的。为自己写作，未必不能写出伟大的作品；为全世界人民写作，也未必能写出伟大的作品。写作的时候，应该充分地保持一种个性，保持一种原创性。我在几年前就谈到，为人民写作也好，为自己写作也好，但就是不能为翻译家写作。
我们要将读者当做上帝、当做朋友，但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要将翻译家当做“对手”，当做“敌人”，就是要给他们制造难题，就是要让他们翻来覆去地斟酌、思虑。当然故意地制造一些翻译障碍没有必要，写作的时候要充分发扬自己的语言风格。当某个方言、土语可能会给翻译家制造困难，但用在这里又非常恰当，能准确地传达出作家当时的情感，有益于塑造人物性格时，还是应该用的。作家在写作的时候，不应该为了让翻译家更方便而放弃自己的语言风格，这样得不偿失。我们也应该相信翻译家的才华和智慧，作家的作品不论具有多么鲜明的语言风格，也都能够找到方法进行翻译。

翻译工作确实非常难，真正的翻译还是富有创造性的，这种看法也受到一些质疑。有些看法认为，翻译家是不能创造的，翻译家的工作是技术性的。我说的创造是有限定的，把一种有风格的语言转译成自己国家的语言时，能够比较传神地、相对应地让原作的语言风格得以呈现，这就是一种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