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是如何对原作品和作者进行选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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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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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是如何对原作品和作者进行选择的

在文学翻译中译者艺术再创造活动的第一步是研究作者，阐释原作。首先,译者要选择好作家和作品。文学翻译是一种语际文化交流活动，某一民族的文学作品体现了该民族的文化和语言特色，泽者把一部作品从源语文化和语言移植到译语文化和语言里，让译语读者通过译作了解源语文化和语言，欣赏作品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从而增长见识，开阔视野，获得艺术审美李受。通过翻译译语，民族从源语文化和文学中吸取有益的养分,取长补短，促进了本民族文化和文学的发展。作为文化交流的使者，译者应充分认识到文学翻译在促进各民族间文化交流方面所发挥的重大作用。在选择作家和作品时译者必须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九歌先生在《文艺学主体论》中认为使命感是“主体自觉地为人类承担不幸,主动地肩抗痛苦闸门的律己原则和人生态度,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献身梢神。”一个有强烈使命感的作家“将天下的不幸与欢乐聚于己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把为人们解脱不幸视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怀有这种使命感的作家都深刻地关注着社会和人生,社会的任何不幸都能在他心中激起强烈的情感波澜,欲使所有的人都能成为高尚的、有价值的人,并把建设这样的人视为自己存在的价值所在。”①同样,一个有强烈责任感的翻译家把文学翻译看作人类文化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心系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新中国成立前,许多译界先驱为振兴中华,救亡图存,翻译和介绍了大量西方的科学文化和文学艺术著作,宣扬科学民主,激发人民投身于民族解放和复兴的消业。林纾在为《译林》月刊写的序中说道亚之不足抗欧,正以欧人H励于学,亚则昏昏沉沉，转以欧之所学为淫奇而不之许，又漫之与角，自以为可胜。此所谓不习水而斗游者尔！吾谓欲开民智,必立孥堂;学堂功缓,不如立会演说;演说又不易举，终之唯有译书。”他认为翻译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虽然,大涧垂祜，而泉眼未涸,吾不敢不导之；燎原垂灭，而星火犹谓,吾不能不然之!”在《爱国二童子传》的译序中他认为翻译可以“振动爱国之志气”。②周桂笙在《译书交通会公序》中指出翻译的目的在于“以新思想、新学术源源输人,俾跻我国于强盛之域

　　以鲁迅为代表的大批进步翻译家为宣传革命思想，传播真理,肴重翻译了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文学作品,鼓舞了人民的斗志。在“硬泽’与‘文学的阶级性1 ”中鲁迅把自己比作古希腊神话中盗火给人类的普罗米修斯， “人往往以神话中的比革命者,以为窃火给人,虽逭天帝之虐待不悔,其博大坚忍正相同。但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不枉费了身躯……然而,我也原意于社会上有些用处,肴客所见的结果仍是火和光。”在《月界旅行》译本前的《辨言>中他说翻译可以让读者“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产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广③郑振铎在“翻译与创作”中指出，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促进了中国文学的革新和发展，“至少须于幽暗的中国文学的陋室里,开了几扇明窗,引进户外的日光和清气和一切美丽的景色;这种开窗的工作便是翻译者的所努力做去的!”在“杂谭”一文中他谈道:“翻译者一方面须觉得自己工作的重要与光荣,一方面也须感得自己责任的重大，而应慎重——十分慎重的一去做介绍的工夫……翻译家的功绩的伟大决不下于创作家。他是人类的最高楮神与情绪的交通者。”④

　　一个严肃认真的译者把文学翻译视为一项崇高和神圣的事业，在选择作品时十分重视其社会效益。巴金先生认为文学翻译是人民反抗黑暗和压迫的斗争武器，译者必须对读者负责任我希望任何一本书的译者在从事翻译工作的时候,要想到他是为着谁在做这工作,倘使他是为着读者译这本书的，他就应当对读者负责，他至少应当让读者读得懂，而且也应该让读者看了觉得好。倘使那是一本坏书，就用不着翻译了。”⑤罗家伦在“今日中国之小说界”中强调“最要紧的就是选择材料……小说是要改良社会的，所以取的异国,总要可以借鉴,合于这个宗旨的为妙。”译者一方面要考虑作品的社会价值,优先选择那些具有高度思想艺术价值的经典名著;另一方面,译者作为艺术主体有自己的审美趣味,倾向于选择那些与自己在生活经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艺术审美观上相近的作家的作品。翁显良先生在“本色与变相”中谈道:“要译作似原作，首先要译者气质和经历与作者有相似之处，否则不能与作者梦怀相契。”傅雷把选择原著比作交友, “有的人始终与我格格不人,那就不必勉强;有的人与我一见如故，甚至相见恨晚；杩乾先生把译者分为二类:“阵地战型”翻译家对自己所喜爱的某个作家进行长期系统的研究游击战型”翻译家则对那些凡是一见如故的作家的作品进行翻译和介绍。这二类译者都必须与作者气质相符,精神相通纵使狄更斯的作品多么缺乏译本,一个不能掌握他那种悱惻和幽默文笔的人也是翻译不好的。倘若自己对海洋没有亲切的感受,握笔去译约瑟夫康拉德的小说或奥尼尔的戏剧也很难真切。一个译曼斯菲尔德的人也应具有细腻的心灵。”⑥

　　在选择作家和原著时，译者应把翻译的社会需求和个人爱好有机地统一起来。译者从亊文学翻译,无论是满足社会需求还是个人爱好,其精神动力都来源于一种情感需要，其核心是一种深沉的爱。一方面,一个严肃负责的译者关心人类社会的命运和前途,对国家和民族无比热爱,无怨无悔地投身于文学翻译事业。九歌先生在《文艺学主体论》谈道,作家创作的动力是“对人的自由和解放的追求"，它是“一个以作家对人类博大深沉的爱、淸醒的忧患意识和神圣的使命感为核心,以作家对自我实现的追求为外在形态,以具体的文本创作为目的指向的有机系统。”其中,博大深沉的爱是核心,它是“以情感形式体现出的主体的一种精神价值取向。”作家的爱“无论其表现为对个人的爱还是对人类的爱，最终都必然指向对文学艺术的爱。可以说,没有酷爱文学而不爱人类的作家,也没有不爱自己而酷爱文学的作家,因为对人类及自己的爱与对文学的爱,在其对人的自由本质的追求上是统一的。”⑦同样,译者从亊文学翻译的动力也包含了对人类博大深沉的爱、淸醒的忧患意识和神圣的使命感。其中,爱也是译者动力的核心，只有对人类、对祖国深厚真挚的爱才能唤起译者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崇高的使命感，激发其满腔热情地投身于文学翻译事业。译者对人类和祖国的爱最终体现为对文学翻译和艺术的爱,译者只有热爱文学翻译，热爱艺术,才能激发和调动自己全部的艺术创造潜力，创作出翻译精品来。傅雷在“翻译经验点滴”中说我热爱文艺,视文艺工作为崇高神圣的事业,不但把损害艺术品看做像歪曲真理-•样严重,并且介绍一种艺术品不能还它一种艺术品,就觉得不能容忍……译者热爱人类,追求艺术,立志为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进步做出贡献,把文学翻译当作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手段。

　　另一方面,文学翻译作为一种艺术再创造活动能满足译者主林的审美需要。胡经之先生在《文艺美学》中指出,审美需要作为人的“审美心理结构中的能动部分”,是“人类全面伸张自己本质力量的要求和心理积淀物 (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形成的），在审美过程中由潜意识转化为自觉意识，与以往审美经验、观念相结合而形成审美理想。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美化、创造自身的目的是被意识到了的人的需要,是主体对全面伸张自己本质力童——形成人的审美价值走向,发展人的审美创造能力的自觉追求。”⑨译者把文学翻译看作一种髙级的艺术创造和审美享受,通过艺术再创造为读者奉献出优秀的文学译作,在这种追求艺术的过程中译者满足了自己的审美需求,实现了自我价值。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自我实现是人的最高需要自我实现者无一例外都献身于一项身外的事业,某种他们自身以外的东西。他们专心致志地从亊某项工作,某项他们非常珍视的事业。”译者从事文学翻译不是为了名利,而是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为人类和祖国的文化进步做出贡献、实现自我价值的理想,从中获得一种成就感。方梦之先生在(翻译新论与实践》中指出:“人的高级以精神的满足为标志，并往往表现为对某种理想的追求……对成就的需要,可以推动人去从事或完成他认为重要的工作。而自我实现则是翻译家以最有效和最完整的方式表现其潜力,实现其本质的需要……自我实现一旦成为植根于翻译家自身的一种需要，那么只有生命的终结才会使这种需要终结。否则,不管是生活的困顿贫穷还是亊业的搜蛇坎坷,都不能阻止自我实现的需要。” ®

　　译者要通过文学翻译实现自我价值,必须要有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即译者对自己的历史使命和责任、目标和理想以及翻译主体地位的认识。译者具有淸醒和强烈的自我意识,才能以对国家和民族、对作者和译语读者、对艺术高度负责的态度投身于文学翻译事业,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提高艺术再创造活动的质量和水平。九歌先生在《文艺学主体论》中指出，自我意识“作为作家动力系统的外在形态，是使爱、忧患意识和使命感得以实现的关键。作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和从事创作活动的髙层次的目的指向，自我实现其性质虽然被爱、优患意识和使命感所规范,但由于本身具有活动的总体价值,因而实际上有着一种强大的整合能力,能够把爱、忧患意识和使命感整合成为具有明确意向的内在力貴。所以,我们可以在文学是主体的自由本质的展开和生命价值的实现的意义上,把作家创作动力视为对自我实现的追求。” @作家具有自我意识才能自觉地投身于文学创作，变“要我写”为“我要写”。翻译家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才能积极地投身于文学翻译，变“要我译”为“我要译”。

　　译者主体具有二重属性。作为社会个体,他需要有基本的物质生活保障,这是译者安心从事文学翻译事业的基础,方梦之先生认为低级需要是以物的占有为表征的。应该承认，大多数人从事翻译活动出于社会的、精神的需要,但与物质需要、家庭生计也不无关系……基本的物质需要对保证译者的翻译活动也起到一定的作用。古人云,衣食足然后知荣辱。人对艺术的追求和需要显然是在低级生理II要基本满足之后才产生的。” @作为艺术家,译者必须具有献身精神和超越精神,过多的物质和名利欲望会阻碍和限制其艺术才能的充分发挥，成为其艺术再创造道路上的绊脚石。译者如果急功近利,在选择作家和原作时就会良莠不分,抢译,胡译,乱译，其译著往往质量低劣,不忍卒读,根本谈不上什么艺术价值。这样的译者对作者和译语读者,对艺术都极不负责。方梦之先生说过分强烈的名利动机会给翻译事业带来损害,从而使翻译活动从美的创造或信息的传播变成市侩的牟利手段。”郑振铎先生严肃批评了那些乱译的“盲目的翻译家”，呼吁“翻译家呀丨请先睁开眼睛看看原书,看看现在的中国,然后再从事于翻译。”郭沫若在《文艺论集 >中也谈道我只怕我国有些译书家的工作多少带有投机的性质,只看书名可受社会的欢迎，便急急忙忙抱着一本字典死翻,买本新书来译。有的连字意的针对从字典上也还甄别不出来,这如何能期望他们译得不错呢?⑩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明确提出“只译名家著作,不译第二流以下的著作。”译者在选择作家和原作时必须处理好自己的基本物质霈要与艺术追求之间的关系。

　　译者对作家和原著的选择是一种学术研究的过程,译者不是普通的译读者,而是集学者和评论家于一身的“专家型”读者。为了全面深人地了洱作家和原作,译者需要广泛收集相关的研究资料,包括作者的传记、自泠、关于作者和原著的评论文章和专著，还要尽可能多地阅读作家的其它咋品。对作家和原作的前期研究是译者艺术再创造活动必不可少的准备作,有些译者通过这种专题研究成为了该领域的专家权威。傅雷先生为翎译巴尔扎克收集了大量的有关作者生活经历、创作生涯、思想艺术个性研究资料,还收集了原作的不同版本进行比较研究,以确定其可靠性。内雷先生能成为翻译大师,靠的是他深厚的艺术修养和语言造诣,而他能 i为巴尔扎克研究的专家,靠的是他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和勤奋刻苦的钻探索。翁显良先生在“意象与声律”中提出翻译有三个前提熟”，指译 “熟悉原作者,熟悉小说背景,熟悉其中的人物”；“近”,指译者应与作者情相近，阅历相近,从而风格相近”；“得”,指译者“读了原作有所感受，"生共鸣,得之于心。”®译者要选择好作家和原作必须对自身条件有充分了解扬长避短,根据自己的优势来选择适合自己的作家和作品。一个听;译的译者很难成为优秀的酣译家,傅雷先生在“翻译经验点滴”中深:体会地说我深深的感到:（一）从文学的类别来说,译书要认淸自己的 ;短所长,不善于说理的人不必勉强译理论书,不会做诗的人千万不要译不仅弄得诗意全无,连散文都不像,用哈哈镜介绍作品,无异自甘作文:的罪人。从文学的派别来说，我们得弄淸楚自己最适宜于哪一派:浪漫 :还是古典派？写实派还是现代派？每一派中又是哪几个作家？同一作义是哪几部作品？我们的界限与适应力（幅度）只能在实践中见分晓。即使试译了几万字，也得‘报废’。毫不可惜;能适应的还须格如工。测验“适应”与否的第一个尺度,是对原作是否热爱,因为感情与解是互为因果的;第二个尺度是我们的艺术眼光,没有相当的识见，很可 :•自以为适应,而实际只是一厢情愿。”